儿童多动症治疗需制定长效方案,您关注吗

个人随笔 作者: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在小朋友10周岁之前,就能判断出他今后是否容易犯罪,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他在胡说八道。的确,人的成长道路上有很多变数,和后天的教育与境遇密切相关,“三岁看老”不过是句夸张的老话。然而,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却表明这种说法在特定领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专家指出药物剂量不充分、不规范诊断、不规律用药、过早停药等情况都会严重影响孩子多动症的治疗,规范化治疗成为儿童多动症治疗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记者 | 谢欣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简称多动症,主要核心症状是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东营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张华

那些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俗称多动症)的儿童,如果在少年时代得不到科学有效的治疗,那他成年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比例要比普通人高得多。

专家指出,不规范诊断、不规律用药、药物剂量不充分、过早停药等情况会严重影响儿童多动症的治疗,规范化治疗成为儿童多动症治疗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编辑 | 任悠悠

其中注意缺陷方面包括:没有注意到细节,粗心大意,无法持续注意力于较枯燥重复的内容,注意力分散,别人对他讲话时心不在焉,没耐心听完指示或吩咐,需要不停地提醒日常生活的事情,东西很乱,忘东忘西,丢三落四,经常弄丢东西,没有时间观念。

ADHD是犯罪基因?

ADHD 是一种多见于儿童的神经方面疾病,在12周岁以下儿童中,各国统计的发病率都在5%左右。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4岁-17岁未成年人的发病率高达9%,也就是每20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患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通用疾病分类手册》中编号为F90,又称为“过度活跃症”。患者多表现为注意力无法集中、好动而行为无目的性、与他人沟通困难等症状。
不过2009年发表于《矫治保健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数据很惊人:美国当时在押囚犯中,高达25%的人患有ADHD;那些刑期较长的重刑犯,罹患ADHD的比例则高达30%-40%,远远超过了人群中平均罹患ADHD比例;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出狱后再次犯罪比例也很高,大约2/3的人在被释放后的3年内再次被捕。\[[1](https://apis.guokr.com/minisite/article/436959.json#1)\] 

而2008年出版的《成年ADHD患者:科学告诉了我们什么》一书分别对小时候就被诊断出ADHD的患者组(55人)、成年后才被诊断出ADHD的患者组(80人)、同社区同年龄段的对照组(73人)进行了研究,发现前两组在盗窃、蓄意攻击他人、持枪犯罪、贩卖违禁药品、被捕、坐牢等项目上的概率都显著高于对照组,尤其以第一组为高。\[[2](https://apis.guokr.com/minisite/article/436959.json#2)\]

这些研究,似乎都在说:ADHD,就像是一个隐藏的“犯罪基因”,ADHD患者比普通人触犯法律的概率更高。但事实并非如此,ADHD患者的行为模式与那些仇视社会、漠视他人生命与权利、甚至以他人的痛苦取乐的反社会人格,或者是那种贪婪无耻、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还是存在很大差别的。

  • 易冲动,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
  • 大脑过度活跃,让患者难以保持安静、无法放松、没法休息;
  • 注意力涣散,无法注意到周围的人的反应并作出调整。

以上3点是ADHD这种疾病所导致的ADHD患者的主要问题,从这些问题可以知道,ADHD患者遵循的是“我突然想要做某事,所以我就立即去做了”的行为模式。虽然在周围的人看来无异于公开挑衅,很容易引发冲突,但是,ADHD患者根本没有意识或不能完全认识到行为的严重性,即便意识到也不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行为;但反社会人格及投机心理则是明知问题的严重性却依然固我,其主观危害性显然要大得多,从司法公正的角度上,是有必要作出区分的。

更重要的是,ADHD患者在社会生活中,会遭遇到很多实际困难,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2012年发表在《普通精神病学纪要》的一篇报告在在对纽约市的三百多名儿童进行了33年的跟踪研究之后指出, ADHD患者失学的比例比普通人高7倍,平均年收入也要低约4万美元,离婚率高一倍。\[[3](https://apis.guokr.com/minisite/article/436959.json#3)\]这些生活上的窘迫遭遇,也会让他们更容易自暴自弃,走上犯罪道路。

治疗儿童多动症家长别急于求成

最近,“聪明药”这个词火了。

多动方面包括:跑来跑去,爬高爬低,不怕危险,精力旺盛,不觉得累,坐不住甚至离开位子,坐时身体扭来扭去,动来动去或玩弄手指,在玩时较吵而需要叫他小声点。患儿动作较粗鲁,运动协调性差,常会有意无意地碰到别人,肢体动作多,容易惹人厌或被误会打人。爱讲话,甚至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讲个不停。

身患ADHD,但法不容情

少儿时曾患有过ADHD而成年后症状消失的,并不会被视为精神病患者而免责。即便是那些成年后依然罹患ADHD的人,在进行精神病学司法鉴定时往往也不会显示出人格分裂或智力低下的特征,不符合法定的免除、减轻刑罚的规定。

通常而言,精神病学司法鉴定中所认可的、足以导致丧失或部分丧失刑事责任能力的疾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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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中列举的是部分精神疾病,并非我国现行精神病学司法鉴定中的标准。

对照上述标准,就会发现ADHD患者很难纳入其中:他们常常可以正确的认知自己的行为,似乎也可以完成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情(比如坐车、购物等等),看起来和普通人并无差异,自然很难让精神病学医生承认他们缺乏完整的刑事责任能力。

换句话说,他们一方面实实在在的承受着ADHD带来的痛苦,另一方面又不能以患有ADHD为由要求免除刑罚惩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遭遇更加令人同情。

ADHD(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的简称),即儿童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儿童多动症”。但很多家长急于求成,希望短时间内治愈,这往往掉入了很多不规范治疗的陷阱中。

据报道称,这种药物在美国大学校园十分流行,能够帮助提高智力(最显着的就是提高考试成绩),在国内也有不少家长购买给孩子服用,但有部分服用“聪明药”的青少年出现了药物成瘾现象。

冲动方面包括:没有耐心,不管别人多忙或别人在谈话,他会打断人家或是插嘴,在问题还没问完前就冲口回答。对很多事情可能会好管闲事、热心过度、常会替别人出主意,当别人不听他的意见时容易产生冲突或不愉快。不愿意排队,比较难与别人轮替交换,即使不得不排队,也表现出不耐烦或不高兴的样子。

ADHD并非不可治疗

在12周岁后,一部分患儿的症状会自动减轻,而另一些患儿甚至从来就没有被诊断出ADHD,而是被说成“调皮捣蛋”、“不爱学习”,这两者都导致了许多ADHD患者在少年时期并未得到规范、持续的治疗。

新近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JEM)的一研究结果给ADHD患者及家属带来了新的希望。这项研究是瑞士卡罗林斯卡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的保罗.利希藤斯坦(Paul Lichtenstein)和亨里克.拉尔松(Henrik Larsson)两位学者,利用瑞典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历时4年,对2.5万名被确认的患者进行调查分析后完成的。

研究显示,对于患有ADHD的人群而言,如果给予科学的、完整的药物治疗(从儿童时期被诊断后一直到其成年不中断给药),那治疗组的犯罪率,比不接受治疗的对照组明显下降,分别减少了32%(男性患者组)和41%(女性患者组)。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犯人中患有ADHD的比例,这一结果无疑是相当令人鼓舞的。\[[4](https://apis.guokr.com/minisite/article/436959.json#4)\]

但是,一方面,目前用于治疗ADHD的药物通常都伴有各种副作用,对生长发育期的儿童而言影响很大,利弊权衡让人很为难,而且很多ADHD患者在12岁之后症状自动缓解,再加上药物价格因素,治疗非常容易就被中断。另一方面,在一些落后地区,许多ADHD患儿甚至根本就没有被诊断出来,只是被家长认为是“调皮捣蛋”,完全没有接受过药物治疗。

当然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ADHD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甚至整个社会,都会为此买单,付出了惨重得多的代价。是时候来正视ADHD问题了。要么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来对此进行治疗,要么放任这些实质上是被社会所抛弃的ADHD患者成年后带来更高的犯罪率,整个社会,都必须做出选择。

ADHD是一种慢性疾病,约3%-10%的学龄儿童患有,其中约一半儿童的症状可持续至青春期甚至成年期。不仅影响患儿的学习、日常生活、社会交往、自尊,也影响其成年后的职业水平、婚姻状况,并使患儿易于出现事故和外伤。该障碍还增加患儿继发或共患破坏性行为障碍、情绪障碍的风险,成年期出现物质依赖、反社会人格和违法犯罪行为的风险也增加。因此,应当在孩子的最佳治疗年龄阶段带孩子到专科医院诊治,并配合医生进行长期治疗。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行为治疗、微电生物反馈治疗、感觉统合训练等。

在这些报道背后并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所谓的“聪明药”本应是用于“多动症”患者的治疗,正常服药几乎不存在成瘾性风险。但在“聪明药”风波出现后,受到最大波及的是这些“多动症”患者,对“成瘾性”的恐惧使得许多家长不敢再继续让孩子服药。

MG线上娱乐游戏,此外多动症的孩子学业表现起伏很大,平时时间观念差,较难区别他人的感觉或看法,会被认为不懂礼节。整体来讲,患儿因为其特征会造成学业表现不如其能力应有的水平,且有明显的人际关系问题,不管在同伴方面还是在父母、老师方面。

参考资料:

[1] Eme R. 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correctional health care. J Correctional Health Care. 2009, 15: p5-18.
[2] Barkley RA, Murphy KR, Fischer M. ADHD in Adults: What the Science Says. New York, NY: Guilford Press; 2008: p313.
[3] Discontinued Treatment of ADHD Could Impact Emotional, Social Well-Being, Study Finds
[4] Paul Lichtenstein, Linda Halldner, Johan Zetterqvist, et al. Medication for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Criminality. NJEM. 2012, 367: p2006-14
[5] Adults with ADHD commit fewer crimes when on medication
[6] Wiki: ADHD
[7]
[8] Justice and ADHD: ADHD and crime generally

长效治疗方案全面改善ADHD症状

“聪明药”是否有被妖魔化之嫌?业内专家均认为“多动症”患儿遵循医嘱用药并不会出现成瘾性,但在患儿家属中的恐慌却已散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随访研究显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核心症状不仅没有完全缓解,反而共患其他行为、情绪障碍的比例明显增加,而且共患病还影响ADHD患者的治疗效果。研究发现,约65%的ADHD的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患儿在成年后发展为反社会人格障碍、犯罪行为和酗酒、吸毒风险是正常儿童的5-10倍。患者的学业和职业成就都远远落后于正常儿童,给家庭和社会均造成严重负担。

对于ADHD的治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金星明教授指出,不规律用药、药物剂量不充分、过早停药等,均有可能影响治疗效果或导致症状的反复和波动。长期规范的药物治疗对全面改善ADHD症状、改善患儿的社会功能、防止和减少共患病的出现、改善患儿的预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华小儿神经协会、中华儿科保健协会和中华小儿精神协会联合出台的中国ADHD治疗方案中,盐酸哌甲酯控释片被列入一线首选治疗药物。

而从不到10%的就诊率,稀缺的专业医生、跟不上的诊后管理等多方面来看,解决“多动症”这一难题在中国还任重道远。

以往的观点认为,ADHD是一种成熟过程的滞后,随着孩子的成熟,ADHD的症状会逐渐消失。但目前已清楚地发现,大部分被诊断为ADHD的儿童,其症状会延续至青春期乃至成年。

成瘾还是滥用?

一般认为,症状较轻的多动症患儿,如能及早发现,加强教育,改善生活环境,有些患儿可以不用药物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青春期之后活动过多会得到抑制。即使还有一些轻微的症状,对学习和生活的影响也不大。

“前几天聪明药报道出来后我们医生也很紧张,因为说药物有成瘾性,这一两周我们整天忙着给家长解释。” 上海市儿童医院儿保科副主任医师王瑜博士的这段话反映了“聪明药”事件传开后家长们的真实状态。

对于症状较重的患儿则不一样了,必须及早行动,采用必要的药物治疗,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否则,极有可能延误治疗、加重病情,最终发展并具有破坏性、攻击性行为,造成“成人多动症”,给以后的学习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社会适应能力差,工作难以稳定,注意力不集中,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甚至转为其它精神疾患。

这些家长有一个共同身份,他们的孩子都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这种病被大众俗称“多动症”,他们的担忧也是情理之中。

ADHD的治疗需要综合治疗,合理选择最佳治疗方法和是非常必要的。目前ADHD的治疗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心理行为治疗、家庭治疗,脑电生物反馈治疗等。在决定使用药物治疗ADHD患者前,首先要确定诊断,而诊断应求严谨,未达诊断标准者,可给与行为治疗、家庭治疗。但若确定为ADHD,除非患儿年龄太小或是核心症状不明显、尚未造成老师的抱怨和学习困扰外,否则几乎均建议使用药物治疗。原则上,越低年级开始治疗越好,因为对孩子而言,早期建立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培养自信心及责任感,对未来影响深远。

国内治疗ADHD上有两类主要药物——哌甲酯和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托莫西汀,前者也就是“聪明药”的主要成分。

目前的药物有两种,一种是中枢神经兴奋剂,代表药物是哌甲酯,目前有三种剂型:立即释放型、缓慢释放型、延长释放型。另一种是非兴奋剂类药物,如托莫西汀,是一种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它的优点可以涵盖晚上症状的改善,对合并抽动或情绪障碍者优于兴奋剂。

资料显示,哌甲酯属于中枢兴奋剂,用于治疗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疾病,有速释、缓释等多种剂型,能阻断突触前神经元对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再摄取,以及增加这些单胺类物质释放至神经元外间隙,达到改善ADHD注意缺陷/多动/冲动症状的疗效。目前国内市场上仅有西安杨森的缓释剂型哌甲酯药物“专注达”,此前也曾有诺华制药旗下的速释剂型药品“利他林”,但目前实际上已经未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主任高鸿云博士对界面新闻表示,哌甲酯化学成分理论上有“潜在的成瘾性”,但事实上如果正常遵循医嘱进行口服,成瘾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临床也未见有正常按医嘱服用产生成瘾的案例。她介绍,药物成瘾性与药物吸收速度有关,缓释剂型哌甲酯的口服吸收起效要半个小时,不会产生“毒品”成瘾必备的欣快感,而毒品往往几分钟之内就会起作用。”

事实上,专家们认为无论是缓释型还是缓释型,在遵循医嘱服药的前提下都不存在成瘾问题。

王瑜介绍,在2005年缓释型哌甲酯“专注达”进入中国前,国内的ADHD患者使用的是速释型哌甲酯利他林,“在我们的门诊中,确诊为 ADHD的儿童,遵照医嘱规范服药,没有发现成瘾的案例,在临床上我们医生认为利他林用于治疗ADHD也是安全的”。虽然在此前曾有报道目前非正规渠道中流通的“聪明药”中有利他林的印度仿制药,但王瑜认为,非正规渠道流通的仿制利他林,药物成分与安全性都无法得到保证,不能因此让正规途径获取的规范服用的利他林去“背黑锅”。

高鸿云则认为,在讨论成瘾性时应当注意四个前提:是否有医嘱要求服药、是否按照剂量服药、是否按照医生给出的服用方法服药以及是否有检测不良反应。

另据界面新闻了解,在“聪明药”被报道后前来咨询的多为尚未用药或用药时间不长的患儿家长,已经有过较长时间服药史的家庭并未对其成瘾性表现出明显担忧。

西安杨森方面则对界面新闻表示,哌甲酯目前为各国治疗ADHD治疗指南推荐的首选药物。在遵医嘱合理用药下,对患有ADHD的儿童治疗后,造成成瘾的报道及临床病例非常罕见。若在非适应症人群中不规范使用,易产生欣快感,易产生药物滥用成瘾。而专注达于2005年在中国上市以来,从ADHD临床专家的反馈及不良反应的检测,没有出现一例成瘾患儿。正常接受专注达治疗的ADHD患儿父母不用担心其成瘾性。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会长郝伟表示,药物成瘾有其原因,一是存在病前易感性,包括家庭遗传因素或个人性格;其次药物的药理作用增加正性情绪缓解负性情绪,长期服用会产生神经适应性变化,主要是耐受性增加,原先的量无法满足需求;再就是环境与家庭因素影响。他认为目前国内在药物滥用上的管控总体较严,此前报道的利他林滥用成瘾可能更多是非正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的仿制药品。

国内ADHD就诊率仅1成

这次真正受到使用影响的ADHD,名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以“多动症”这一俗称被家长与老师们所知。主要表现为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力易分散,注意广度缩小,不分场合的过度活动和情绪冲动,并伴有认知障碍和学习闲难,智力正常或接近正常。ADHD的核心症状包括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三大主征。ADHD常见于学龄期儿童,但有70%的患儿症状持续到青春期,30%-50%的患儿症状持续到成年期。

2015年出版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患病率为6.26%,高于国际上平均5%的患病率。患者人数约有2300万,这一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根据郝伟介绍,中国的ADHD患者人数占到了全球主要国家的73%。ADHD常共患学习障碍、对立违抗障碍、情绪障碍以及适应障碍等,对患者的学业、职业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消极的影响。

虽然ADHD是一种影响终生的慢性疾病,但对该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以改善多数ADHD 患儿的教育和社会心理问题。然而目前国内ADHD患者就诊率很低,仅10%;治疗现状较为混乱,仅1/3左右的家庭接受正规治疗,治疗的依从性也很低 。

王瑜提到,以上海为例,在经过多年ADHD科普宣教和医教结合后,目前上海的家长们对ADHD认知程度相对较高。孩子有疑似症状,比如注意力不集中、没有办法安静地完成一件事,小动作多,整天一刻不停等等,大部分家长愿意带儿童到门诊进一步确诊。在上海市儿童医院接收的ADHD儿童中,约有70%的儿童年龄在6到12岁,也有更小的4到6岁儿童。

不过注意力不集中也并不代表就是ADHD,如家中亲人过世、父母闹离婚等均有可能会大导致儿童出现出于ADHD类似的外在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不理解或是病耻感所导致的家长对ADHD的否认依然存在,这很大程度上也与ADHD的诊断手段有关。对家庭环境的询问、量表测试、体格检查与发育评估等目前是国内外所通用的诊疗方法,而这种方法对于一些习惯了类似抽血化验等检查的家长来说会存在认可度问题。高鸿云表示,虽然来看病的孩子与愿意用药治疗的家长人数都在增多,但依然有家长仅仅认为只是“小孩调皮、老师教育方法不好、作业太多”等,在近年来宣教科普的加强以及网络传播更加发达后,这种情况在减少。

不过这仅仅是上海的情况,目前全国范围的ADHD诊疗依然不容乐观,除了仅有10%的就诊率这一数据外,郝伟所提供的另一项数据则更能反映问题,即虽然中国ADHD患者人数占到了全球主要国家的73%,但2018年的数据显示,缓释哌甲酯在中国的用量仅仅占到了全球的1.97%,两者间存在巨大差距。

国内缺乏专业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也是一大原因所在,几位接受采访的专业医生均表示每天来就诊的患儿数量很大,经常忙不过来。

而资料显示,国内单纯的ADHD占ADHD患儿总数的28.1%,这部分患儿可由儿科医生治疗,而高达71.19%的ADHD患儿(人数约为1022-1385万)伴有至少一种的共病精神障碍,他们需要专职的儿童精神科医生进行诊治。

但是国内目前儿童精神科医生仅在300人左右,而美国的ADHD患儿总数约为750万-1400万,儿童精神科医生约6300人。而据了解,目前国内二级医院基本上未开设儿童精神科,大量ADHD患儿无法得到专业医生的诊疗。

作为第二选择的全科医生也面临着相关专业知识不足的情况,国内医学本科生大约只接受了20小时的临床精神病学课程,在精神科病房的实习培训只有两周,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在医学院教学也很少,虽然目前针对社区医院等一些全科医生有开展针对性培训,但是有专家指出,目前的培训时间依然不足。

得不到及时治疗会对患儿造成长期的危害。

与非ADHD儿童相比,ADHD患儿的平均阅读成绩显着降低,也更易发生旷课、留级和退学等;学校功能受损,表现在学习成绩降低、社会互动受损、学校行为问题严重、扰乱课堂学习等各个方面。患者缺乏自信、不被他人接受;情绪不稳定,发生抑郁、惊恐障碍、双相障碍甚至自杀的风险增加;物质滥用行为的风险增加,如非法药物、大麻和香烟等。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的风险增加。

对社会及家庭来说,除去加大外经济负担,ADHD会增加犯罪风险,儿童时期ADHD患病与青少年和成年时期的拘留、犯罪和监禁具有显着关联。研究表明,监禁人群中,青少年ADHD患病率为30.1%,是一般人群的5倍;成人ADHD的患病率为26.2%,是一般人群的10倍。

高鸿云表示多年前曾有专家做过一份调查显示,普通人患ADHD的概率为5%,而少年犯的患病率高达75%。此外,ADHD对学校、家庭生活都会产生长期不良影响,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约有三分之一的ADHD患儿可以在发育过程中实现自愈,有三分之一可以消除部分症状,还有三分之一的ADHD会带到成年阶段。

诊后管理亟需提高

王瑜表示,对于绝大多数ADHD儿童来说,药物治疗是综合治疗的基础。

目前国际上对于ADHD的治疗药有中枢兴奋剂(哌甲酯、右旋安非他命、二甲磺酸赖右苯丙胺)、选择性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和α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三类,但国内主要为哌甲酯与托莫西汀,并且哌甲酯也只有西安杨森的两种剂型产品可选,选择相比国外要少很多。此外便是一些行为治疗如正性强化法,暂时隔离法,消退法,及对家长与学校的培训与干预。

但另一大问题是,作为一种慢病,ADHD在诊后管理上面临着很大困难。

高鸿云介绍,经过多年宣教后,目前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理科需要药物治疗的ADHD患儿的药物依从性有了明显提高,与发达国家的治疗依从水平接近。一般每2到4周会家长会来配药一次,医生会要求最多三个月患儿必须来见一次医生,每半年必须进行用药效果和不良反应评估,但受到“聪明药”事件的影响,会有家长因担心成瘾性私自给儿童停药,而在平时也会有一些家长因为担心副作用而私自停药。

对此,受访的医生们表示很无奈,有医生表示,99%的家长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在没有出现副作用的情况下私自停药,反而会给患儿带来不利。

而一般情况下,在正常服药1到2年后,ADHD患儿可尝试停药观察。

王瑜希望能够建立完善的ADHD患儿随访系统,对ADHD儿童的用药情况进行长期随访。但实际上现在并没有这种来自医院端的督促力量,随访基本上靠的还是家长自发行为。

高鸿云则明确表示,“人手不够”,虽然她领导下的科室已经有十几个人,但“还是很难应付”。

另一种方式则是将随访下沉至社区,这也是美国目前所采取的途径,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目前对全科医生的培训时间还不够,存在资质问题,再者便是国家对精神类药物的管控。

高鸿云提出,应对ADHD患儿进行医教结合的“全人管理”和“全病程管理”,一方面对患儿的药物、行为、家庭及人际关系等进行管理,一方面通过多学科诊疗团队,对ADHD患儿的共病进行管理。

此外,把诊断前置到学校,通过对老师与家长的科普教育与培训,利用学校的力量进行ADHD早筛的活动也由上海的一些医院发起实行多年,也有过不少典型案例。